作者：黄全愈，著名旅美教育家，迈阿密大学教授，中美教育和文化比较专家

钱学森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认真研读施一公的《试答钱学森之问》，被其坦诚打动，但也有些想法与之探讨。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01

再认识应试教育

施一公因成绩优异，成为1985年清华的保送生。

我因父亲的缘故，16岁就去农村插队。整天梦想读书，悄悄把初中校徽戴在上衣口袋深处整整三年。当工人后，仍天天偷学那些不知学来有啥用的东西……终于，高考于我有再造之恩！

施教授认为高考是“最公平公正的选才模式”。诚然，我极感念高考“只认分”的历史进步，但随着时代的进步，高考需要升华到“否定之否定”的更高境界——从“既认人又认分”的“考录分离”的高度再出发！

首先，我很吃惊，施校长认为“美国也有应试教育”。其实，“应试”和“应试教育”是不同的概念。“应试”顾名思义是“应对考试”。因此，即使童叟无欺的素质教育，也需要“应对考试”。但应试教育是一种教育机制。考试仅为检测教学的手段之一。当这个之一的“手段”蜕变为整个教育为之团团转的唯一“目的”，教育本质就被颠覆了——变成“考什么，就教什么，学什么”的把手段变目的的教育机制。

美国也有应试教育吗？

哈佛招办主任马林·麦格拉斯说：哈佛每年都收到约500个SAT（俗称美国“高考”）满分者的申请。如2015年，哈佛录取率仅5%，“这意味着差不多每5个满分申请者中将有4名被拒收。说明成绩并非我们最为看重的部分，它只从学术方面反映一个学生的表现。”总之，她忠告：哈佛每年都拒收80%只会应试的“高考状元”——鸡娃，此路不通！

据悉，目前已有70%-80%的美国大学不再要求申请者提交SAT或ACT考分（形同不“高考”也能申报大学）。

从总体看，美国并没有推行应试教育。

其次，作为留美学者，国内最著名的民办高校的管理者，施校长并没意识到考录分离的重要性（至少没谈及），把“只认分不认人”的高考看作“最公平公正的选才模式”。实属遗憾。其实，“既认分又认人”的考录分离才是高考改革的方向，才是“最公平公正的选才模式”。

SAT或ACT，仅是“考”而已，与录取相去甚远。

在许多人眼里：“考”就是“录”，“考录”不分；甚至以“考”代“录”。考好了，就录取了；考分即录取标准。

毋庸置疑，哈佛招办主任强调的就是考录分离的先进理念。

希望施校长在西湖大学试行考录分离的改革。所谓“考录分离”——“（考）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录）”。学术研究固然重要，但有“因”才有“果”­——只有选“对”人，才能修成正“果”！这是从“因果”关系回答钱老之问！

02

“前20%”与“后20%”

我的英文专著《混血虎》（The Hybrid Tiger）出版时，最权威的《纽约时报书评》头版头条推出长篇评论，指出我解答了困惑美国人多年的问题：亚裔只占人口的4.43%，尽管以哈佛为首的名校对亚裔设置隐性录取上限，但前20名大学录取的约20%为亚裔生，超过人口比例5倍；亚裔人均获硕、博学位最多；家庭平均年收入全美最高。我用“双核理论” 驳斥偏激的“虎妈”：只有吸纳中美教育的精髓，才能产生虎虎生威的“混血虎”！

同时，《纽时》又认为我提出了更扎心的警示（某出版社社长誉为：美版亚裔教育的“钱学森难题”）：前20名大学亚裔生占20%；但为何最牛的20%——诺奖得主、大科学家、大教授、大律师、大企业家等，亚裔（尤其是华裔）占比与20%相去甚远？

施教授也表述了自己的困惑：“应试教育跟着我走完了4年大学。在美国攻读生物物理博士学位期间，我一度跟不上生物课的逻辑，成绩几乎到了不及格的边缘……2002年，我35岁。这一年，我拿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正教授的职位。也许是因为已经到了职业和职称的目标终点，我有些惴惴不安，失去一部分前进的动力，也开始反思过去5年，甚至从攻读博士开始的心态和思路。此后5年，我逐渐对应试教育有了深入的思考，得出了一个在我潜意识里被回避的结论：长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寻找标准答案的惯性思维。深入我的骨髓和每一个细胞，即便在博士毕业之后的独立科研生涯里，我仍然缺乏足够的冒险精神，不自觉地回避前途不明的前沿方向，而常常选择相对保守但回报较为丰厚的研究课题！然而，科学研究的前沿恰恰是这些前途不明的、具有高风险性的前沿探索领域。实事求是地讲，应试教育赋予我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我从事科研最珍贵的原创精神。”

施教授成就斐然，但还是“前20%”。

我儿子也有相似经历（尽管成就不可比）。他5岁在美国幼儿园学的第一句英语是“厕所在哪儿”，现为世界著名律所派到法庭唇枪舌剑的最年轻的出庭律师与持股合伙人，荣获Law360授予（2021年度）“明日之星”出庭律师的荣誉；2022年6月21日，《商业内幕》披露他与14位出庭律师，因表现优异，被评为（2022年度）“明日之星”；7月选为全美各界23位被关注的亚裔领袖。然而，格局不大，都是赢在局内，在别人设计好的法律框架下玩游戏。也算“前20%”吧。

内向的文化，使得国人喜欢在局内玩游戏、赢游戏。最典型的是“科举”——对经典注疏解，在“局内”做文章。应试教育也看谁在题海中浸得透？在局内拼已知世界的输赢，而不是跳出局外去“悟”自己的东西！

外向的美国人持“棋在局外”的思维：求变局、求破局，到局外探索未知世界：如，Amazon、Micro-soft、Facebook、google、Yahoo、Apple、Intel、Disney、诺贝尔奖等。

上述公司，多在自家车库求变局、求破局，进行创业。

分享趣事：儿子被哥大法学院录取后，他说：“老爸，我不上法学院，在车库开公司……”我连声否决！后来，某案赢7.5亿美元，儿子又写五页状纸，再赢500万美元，一页100万。都说“字字值千金”，他是字字值5000美金。老爸出版10多万单词的书，每本赚1美元，他1个字=我5000本书（当然，是赔偿金，非律师费）。表面看，他挺成功，但赚“小”钱，格局不大，都是赢在局内，都是在人家设计好的法律条文下玩游戏。从来不想去局外，当顶尖的20%，去设计、制定法律条文，让别人去玩……

对“破局”——到局外玩游戏，我们先天缺氧。

我不认同施教授“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的平均科研建树很可能并不低于犹太裔科学家”的结论，但同意其总结“在我看来，强调标准答案、追求既定目标的保守思维方式是直接原因，而应试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形成的根源。”

我想补充两点：

其一，我在拙文《知识是创造的，还是发现的》中说：科学知识讲“真”——真实的事实，或能验证的“真”知识。既然科学知识是发现的，又怎么理解应试教育的弊端？关键是：重复认证已知，还是勇于探索未知。

我们应向犹太人学习：鼓励孩子对上帝进行批判性思维——去独立思考、理性质疑、冷静分析：为什么科学知识是正确的？

犹太智慧：去发现“不可改变之物”，虔心接受“不可改变之物”；通过学习改变“可改变之物”，创造“可改变之物”！

其二，周其仁教授说，Aaron Ciechanover（以色列首位诺奖得主）的成功经验：1. 在河中游泳，可顺流也可逆流，但永远要逆流。2. 难做的事反而容易成功。这两条也正好解答了施教授的困惑。

家父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听过陈寅恪教授的课，记了一辈子：“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虽然大先生有点不讲理，但与施教授共勉。

03

关于100位科学家的创新

施教授说：“试想，如果100位训练有素的中国科学家都选择更冒险、更创新的研究方向，我相信，他们中间一定会有人脱颖而出，成为一些领域的奠基人、佼佼者。”

我觉得此想法有待商榷。

首先，谁来训练这些科学家？创造性能训练吗？

其实，人无法通过“教”，更无法通过“训练”，把创造性从A传到B或C。

《现代汉语词典》这样定义训练：有计划有步骤地使受训者具有某种技能。

训练具有强迫性、限制性，因而与不拘一格、强调破局的创造性格格不入。两者可谓 “不共戴天”！

创造性不是可复制的技能。创造性是潜伏在人的生理和心理层面的特质。故此，创造性只能培养，无法“教”，更不能“训练”！

施教授认为：“创新就是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我更愿用两个“有”来概括创造性：前所未“有”和无中生“有”。由于“前所未有”和“无中生有”的属性，人的创造性是无法“训练”或“被训练”的。

在其他文章谈到博士后时，施一公也用“训练”一词，可能是习惯用语。但至心希望施校长避免用训练思维来管理学校……

其次，100位科学家“选择更冒险、更创新的研究方向”，前面已剖析两个20%的问题，恕不赘。

再次，创新应该从下而上产生，从上而下的模式往往不科学。

康奈尔大学的萨斯教授说：“美国的很多创新技术都始于少数人的好主意……虽然政府对研发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但创新往往是自下而上产生的。举个典型的例子，1939年，爱因斯坦给罗斯福总统写了封信，表示核裂变可以用来制造威力巨大的炸弹，此举导致了‘曼哈顿计划’的诞生。”

2006年，他带领康大的同事和清华、上海交大的同行讨论纳米的合作。但中国同行说：“科学研究是靠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启动的”。

穆拉德因发现一氧化氮能促使心血管扩张获199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尔后，歪打正着的“伟哥”出现了（所以，“伟哥”的科学知识是被发现，而不是被发明的）。

我坚持本人博士论文的观点：创造含两个要件——“创”和“造”。“创”是去打破常规，故无逻辑可寻；“造”则需要逻辑。

点燃创新的第一朵火花是好奇心。因好奇，才有“知”的欲望——做研究的第一个动力。所以，创新需要100位科学家在各自的领域里“自下而上”的好奇。在科技史上，几乎所有成就都是“自下而上”的结果。有人建议：集中若干科学家若干年去攻克诺奖……显然，好奇、想象等创新行为不宜自上而下地统一安排。

不宜通过强制性的创新——许多创“芯”的烂尾楼，即为一例。我们应该尊重原始创新的自下而上的自然趋势。

最后，这些科学家需要什么“基础”？

前几年，我校女足教练想通过我招收一两名中国女足球员。他们以为，中国女足仍所向披靡。其时，美国女足的人口已达500万，中国还不到1000人。我们是“精英模式”——集中少数人踢球；别人走“从娃娃抓起”的“群众路线”，到处都是女孩踢球。“脱离群众”的女足已陷危局（2023年,女足自参加世界杯赛以来，首度无缘淘汰赛）。同理，不从K-12（中小学）素质教育的起跑线上，培养孩子的好奇心、想象力、启疑力、独立性、批判性、创造性；100位科学家将步入无创新基础的空中楼阁。

颜宁之问：“假设时间来到10年后，……你拥有所需要的所有资源（优秀的科研团队、充足的经费、完善的实验设备、大把的时间），那你最想探索的科学问题是什么？”

她列出时间、经费、资源等，他人能给予的外在“本钱”；但创新“基础”，才是内在、根基的“本钱”！因此考生几近交白卷？

施一公认为：“很多分析中美教育差异的学者一致认为，中国大学生的理工科平均水平是相当不错的，甚至可以比肩一些发达国家的学生，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应试教育的成效。”

我觉得：“一致认为”“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应试教育”是偏颇的，丘成桐就不以为然，甚至钱学森也不以为然，否则怎么有振聋发聩的发问？我知道，杨振宁、饶毅等是“一致认为”的。

近20年前，我就在《南方周末》上请教过杨教授。

最近也曾跟饶教授请益。饶毅认为：“美国的中小学文科教育普遍比中国的好”，因为 “（中国）中小学缺乏批判性的训练”；但“中国的中小学理科教育普遍比美国的好”。那么，是否“中国的中小学理科”因基础打得牢，不必培养批判性思维？基础牢的依据是什么？难道“基础”不包括批判性思维？

我认同饶教授“（中国）文科教育缺乏批判性思维培养”的观点，但又认为，饶教授对理科教育的认识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说：理科生的基础好；另一方面，又觉得理科生创造性不强。缺乏批判性思维何来创新？缺乏创造性培养的理科教育能说“强”吗？

关键是，何为基础？理科教学的“基础”牵涉颇多，例如，把数学教成算术（计“算”之“术”）——忽视数学思维；只追求最好、最快的答案和方式，忽视方式的多样性；只重视证实，忽视证伪；只讲句号，忽视问号；只强调解决问题，忽视发现问题；只要答案，忽视过程和创新；只讲“学会”，忽视“会学”；只垂钓，不放生……

凡此种种，缺乏素质教育为根基的理工科学生的基础“甚至可以比肩一些发达国家的学生”吗？

登高需要台阶，探索未知的科学家需要脚踏什么“基础”？

04

到底什么是“基础”？

“钱学森之问”沉淀了许多深层次问题，如，培养收集观点的人，还是培养创造观点的人？ChatGPT能使应试教育的优势荡然无存，但能否替代素质教育？……其实，越简单越能归本还原！大道至简——从根基上刨根：到底什么是“基础”？

再往深处刨：教育为了什么？为考试吗？为啥应试教育的成绩从高到低，但“双减”的成绩从低到高？

世人多以为：美国没有统考，即便有，也极少。实际上，这是以为“素质教育不用考试”的误解。

我保存了儿子从学前班到高中所有的考试报告单。一是检验学习进展的考试。二是资格考试，如小升初，初升高，一般不含淘汰功能。三是各种水平测试，多为全国或全州性的统考。

儿子经历五花八门的全国或全州的统考：

学前班——Metropolitan阅读测试

三年级——Stanford成就测试/OTIS- Lennon学校能力测试

四年级——俄州四年级能力测试

五年级——Iowa基本技能测试

六年级——俄州六年级能力测试

七年级——Iowa基本技能测试与认知能力测试

八年级——俄州八年级能力测试；科学和技术学习的高中分班考试；高考（鼓励天赋班的学生参加）

九年级——俄州九年级能力测试

十年级——成绩和熟练程度测试及认知能力测试；高考预考

十一年级——高考预考（PSAT）；高考(SAT)；高考单科考试 (SAT II)

十二年级——高考；高考单科考试（注：除了学校安排，个人可任意考，每年SAT七次，ACT四到六次）

每次统考，都有成绩分析表。开始，我们上下左右找不到总分……细读，恍然大悟。

如，三年级的“Stanford”测试报告单。

第一页有三个表格，第一个是本人各项测试跟全国、全州同类学生的比较。包括词汇、学习技巧、词汇量、阅读总评等。用黑线标明孩子的长短处。

另两个表格对孩子的三十多项学习能力进行分析。最后，从阅读、数学、语言三方面，一一列出长短处。不是给个总分了事。

这是孩子在自然状态下“学什么，考什么”的检测，没有昼夜突击，也没有老师圈定的复习重点。

不知从几年级开始，无论大小考，儿子几乎从不复习。甚至像PSAT，SAT这类重大考试，前天晚上胡乱翻翻了事。妻子给他买了一套SAT复习资料，母子发生争论。妻子说：“考试必须复习，否则考不好。”儿子争辩：“考得咋样，取决平时积累。过分复习等于作弊，等于欺骗。”

大考，学校也发通知：某天将有某个考试，孩子要早睡。仅此而已。高二“高考预考”，高三的“高考”，学校也没安排复习。课照上，试照考，球照打，舞照跳……全然没有“工地停工”“毒杀青蛙”的肃杀之气。

当然，正常的复习不是作弊；但，把复习变成重重复复的练习，就是“过分复习”，以致有些“高手”一拿到试题，凭感觉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为什么美国的统考多如牛毛，搞的不是应试教育？一旦考试的“学什么，考什么”的检测功能被异化为淘汰功能，就会出现“考什么，就教什么，学什么”的应试教育。

一天，我被一串数据惊得目瞪口呆！俄州从小学4年级到高中12年级的各科统考的及格率：年级越低，及格率越低；年级越高，及格率越高（请查阅拙作《教育的基础》）。

再一查，这竟是全国普遍现象。比如，“Iowa基本技能考试”全美统考成绩，除了8年级“数学计算”的68分低于7年级的72分外，所有数据均为“年级越高，成绩越好”（请参阅拙作《教育的基础》）。

这显然违背了我们的常识：年级越低，学习强度越低，成绩会越好；反之，年级越高，学习强度越高，成绩随之降低。然而，在这里，常识和逻辑竟碰到了硬茬。

发人深省的是：一个往上升，一个往下滑……两向会合后，反向差距就会愈来愈大——大到钱学森之问在此舌挢不下！

越“不在乎复习”的，成绩会越来越好；反而是，越“过分复习”的，会变得越来越焦虑……

北大附中赵校长告诉我：他们曾让已获保送的高三生按常规学习，然后与花一年时间超常复习（用我儿子的话来说“过分复习等于作弊”）的高三生一起参加高考；结果，“照常学习”的比“超常复习”的考得好！赵校长叹道：问题是，谁又敢不超常复习！？

之所以大篇幅探寻考试的真谛，因越简单越能触及本元：

知识可分为两类——已知世界vs.未知世界。

教育也可分为两类——应试教育vs.素质教育。

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最本质区别，是两个字的差别——“考”生vs.“学”生。

“考生——exam-taker”是在重复证实已知世界中徘徊不前；“学生——learning explorer（我杜撰的英语概念）”是去不断地探索未知世界（包括诺贝尔科学奖的未知领域）……

寻根问底——应付考试，还是探索未知？

归本还原——回答“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的质疑！

施一公的坦诚和反思，我肃然起敬！他说：“多少次内心的焦虑和挣扎之后，我坚定信心，告诉自己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勇往直前地探索！……先后于2014年和2015年在世界上率先解析并报道了人源γ-分泌酶的高分辨率空间三维结构。……3.6埃的酵母剪接体空间三维精细结构横空出世，……第三个方向获得较大进展。而听起来最为“玄幻”的第四个方向，……也取得了一些初步的原创性发现。”

对照两个20%，特别是（美版亚裔教育的“钱学森难题”）的“20%”：施教授已经过“前20%”的磨砺，正在“后20%”的struggle（挣扎、奋进）中……

真心希望施一公能用自身的实践去回答钱学森之问。

（观点取自《教育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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